过去一年，中国经济呈现出一种罕见而耐人寻味的分化：一方面，人工智能、新能源、高端制造等领域频频突破，科技“火焰”愈烧愈旺；另一方面，消费和投资持续低迷，价格水平连续三年下行，宏观指标显得寒意逼人。如何理解这种“一半是海水，一半是火焰”的格局？中国经济真正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？在通缩背景下，2026年的宏观政策又该何去何从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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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业升温，经济承压

2025年最令人振奋的事情，或许就是年初DeepSeek的横空出世，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重大突破。在受到美国芯片制裁的背景下，DeepSeek以较低成本实现世界前沿水平的技术突破，其成功也推动了人工智能应用在中国的迅速普及。同时，我国在新能源、电动车等领域的优势，以及在稀土金属领域的绝对控制力，也让西方国家刮目相看。正因如此，英国《经济学人》杂志在2025年11月的一期封面文章中提问：“中国接下来会在哪个领域占据主导地位？”

中国的成就并不只体现在少数产业上。在发明专利和科研成果方面，中国也已走到世界前列。根据《世界知识产权指标2025》的数据，中国在2024年贡献了全球近50%的专利申请量，申请数几乎相当于其他国家的总和。在《自然》杂志最新公布的“自然指数”排名中，中国也已位居世界第一。该排名基于2024年10月至2025年9月各国在145种全球顶尖自然科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，中国作者论文数比第二名美国高出35%，是第三名德国的4倍。

在中国科技突飞猛进的同时，宏观经济却面临着明显的下行压力。2025年，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，增长都相当低迷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，2025年1-11月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1.3%；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仅0.9%（扣除房地产投资），若包含房地产投资则下降2.6%。另一方面，尽管面临特朗普关税政策的挑战，中国出口依然表现出较强韧性：2025年1-11月，货物出口同比增长6.2%，而进口仅增长0.2%。这恰恰说明外需相对强劲，而内需明显疲软。结果是，中国商品贸易顺差超过1万亿美元，创历史新高，同比增长21%。

可以看到，2025年的中国经济呈现出鲜明的分化特征：一方面科技领域高歌猛进，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却不容乐观，可谓“一半是海水，一半是火焰”。在不同领域、不同市场主体之间，一边是活力与机遇，另一边则是压力与挑战。

从产业维度看，高端制造、新能源、数字经济、生物医药等“火焰”产业持续爆发，而不少传统“海水”产业，尤其是房地产相关行业和线下传统服务业，则面临需求下滑、产能闲置、利润萎缩的困境。从企业维度看，一些龙头“火焰”企业——尤其是科创型、专精特新企业——凭借技术优势、规模优势、政策支持和全球化布局，实现了销售和利润的双增长，甚至在行业洗牌中扩大了市场份额；而大量中小微“海水”企业，特别是在餐饮、零售和传统工业领域，则承受着需求疲软、盈利下降乃至亏损倒闭的压力。

那么，如何理解这种“一半海水、一半火焰”的经济形势？让我从2025年的一次海外游学讲起。

2025年4月，我和中欧EMBA学员赴埃及游学。埃及首都开罗的城市面貌与中国的大城市相比差距明显，有学员据此认为埃及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于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。但事实上，中国当时的发展水平远低于当下的埃及——我国人均GDP直到2003年才追上埃及。过去40多年，埃及的经济增速在发展中国家中并不算慢，只是与中国相比慢得多。

与此同时，我们也了解到，近几年埃及的通货膨胀问题十分严重，2023年和2024年的通胀率分别高达25%和34%。中国企业在当地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就是汇率风险——高通胀导致埃镑大幅贬值。像埃及这样通胀率超过双位数的国家并不少见：在2022—2024年这三年间，平均通胀率达到双位数的国家和地区多达40个，几乎全部是发展中国家；而出现通货紧缩的国家则几乎没有，中国是一个例外。

2025年1-11月，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（PPI）同比下降2.6%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（CPI）与上一年同期持平，即涨幅为0，显著低于去年“两会”提出的2%左右的目标。这意味着中国已连续三年出现总体物价水平下行，即通货紧缩。这在1960年以来拥有可比数据的主要经济体中，除日本外极为罕见。

与此同时，我国工业生产和固定资产投资已连续数年低速增长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2-2024年三年间，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2%，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仅为3.6%；2025年1-11月，工业营收同比增长1.8%，固定资产投资则同比下降2.6%。这些数据表明，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非生产供给过剩，而是需求不足。所谓的“企业内卷”，更可能是需求不足、经济下行的结果，而非其原因。

由此自然会引出两个问题：第一，为什么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显著快于埃及以及其他发达或不发达国家？第二，为什么最近三年中国面临经济下行和通缩压力，而全球大多数国家却承受通胀压力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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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求不足拖累经济

要回答这两个问题，并理解中国经济“海水与火焰”的分化格局，就必须区分长期经济增长与短期经济波动。

在经济学中，经济增长通常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能力和产出水平的持续提高，这是一个中长期概念，常用较长时期（如10年、20年或40年）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来衡量。经济波动则是指短期GDP增长率的起伏变化，每年或每个季度GDP的增长率都会在某个平均水平（或潜在增长率）上下波动。

长期经济增长主要受供给因素决定。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、教育和技术进步。我们平时常说的消费、投资和出口这“三驾马车”，实际上是影响短期GDP增长率的三大需求因素。在任何一年或一个季度内，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基本是既定的，实际产出水平就由需求决定，包括消费、投资和出口三大类，而这些需求会随各种因素波动，从而影响当期GDP增长率。

中国正是在投资、教育和技术进步这三方面具备了相较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显著优势，才实现了40多年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，并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。具体而言，中国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，从而实现了最快速的资本积累；同时，中国基础教育质量全球领先，具备强大的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能力，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主创新能力，从而推动了技术的快速进步。

这些优势不仅能解释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高速增长，也能解释近年来中国许多高科技产业如“火焰”般的集中爆发。中国科技的崛起是40多年持续积累的结果，而非一夜之间完成。人们常低估改革开放前期的进步，而高估近10年的进步。事实上，在1985-2015年这30年间，我国无论是经济增长速度还是技术进步速度，都快于2015-2025年这10年。只是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基础过于薄弱，即使到2015年，中国在技术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明显差距，所以我们不容易感受到中国技术的进步；而如今差距缩小了，进步便更容易被感知。换言之，现在是发展水平更高了，而非进步速度更快了。

与长期增长不同，今年的GDP增长主要由需求决定。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在于总需求小于总供给，消费和投资不足，导致通货紧缩和经济下行。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论述过，房地产的大幅下滑是过去三年我国总需求萎缩、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。这与部分行业和企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并不矛盾。在整体经济萧条、供过于求的情况下，某些“火焰”行业或企业仍能高速增长。但与此同时，更多“海水”行业和企业则面临低增长甚至负增长。

大多数发展中国家（如埃及）的问题在于生产供给能力与需求比相对不足，因此通胀水平普遍较高。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供给能力不是问题，而是需求出了问题。而相较于供给问题，解决需求问题本来要容易得多，有更多可用的政策工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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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万亿消费券稳增长

按照学界广为接受的宏观经济理论，在总需求不足时，政府可以采取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，通过刺激消费和投资来推动经济复苏。近年来我国宏观政策的方向并无问题，但既然消费和投资增长仍在下行、价格水平持续走低，就说明政策力度仍然明显不足。

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，我们往往倾向于通过调整规章制度、优化环境场景等“少花钱或不花钱”的方式来挖掘消费潜力，试图永久性提高消费占比，而不是通过财政手段大规模地发放消费券来直接刺激当期消费，结果对当前需求的提振效果有限。

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并非消费占比过低、投资占比过高，而是消费和投资的总量不足。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，与其他国家相比，中国长期以来投资率偏高、消费率偏低，但这恰恰是中国长期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，而非过去三年通缩下行的根源。中国的问题不是消费率过低，而是当前的消费量不足，需要刺激当前的消费。

打个比方，有些糖尿病患者平时严格控糖，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，因此血糖指标长期很好，显著低于正常上限，低于大多数糖尿病患者，这是好事。但也有些时候，如吃饭过了正点，这些患者会出现血糖过低的状况，这时候就需要立即补充糖分，而不是控糖。同理，中国消费率相对较低长期看是个优势，但当前消费不足，所以需要政策来提振当前的消费，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发足够规模的消费券。

由于当前我国总需求小于总供给，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，因此，政策目标应是扩大消费和投资需求的总量，而不是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。中国消费与投资合计占GDP的比重超过95%，若短期内要想显著提高消费占比，必然要压低当前投资占比，那就意味着在增加消费量的同时，要降低投资量，结果需求总量并不会得到多少提升。所以短期内提高消费占比不可行，也无法解决总需求不足。

事实上，消费率和投资率都是长期变量，不宜作为政策影响的目标。自2015年以来（新冠疫情封控期间除外），中国的消费率总体呈上升趋势，投资率则逐步下降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加深，投资率自然还会继续下降，消费率也还会继续上升。

尽管中国长期增长的基本面（投资、教育和技术进步）依然十分扎实，但这只意味着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可以更快，并不保证实际增长速度也会较快。如果年复一年地受到总需求不足的制约，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，最终也就拖累了长期增长。日本“失去的十年、二十年或三十年”就是前车之鉴。在需求不足的环境下，技术进步不会自动转化为经济增长。反过来，经济增长放缓也会制约技术进步。

2026年的宏观政策目标应当是尽快走出通缩。合理的目标是实现名义GDP增长7%（对应实际增长约5%，价格水平上涨约2%）。经济政策的核心不仅是“扬火焰”，更是“暖海水”。新兴产业要继续做大做强，但同样需要来自传统行业和居民部门需求的支撑。

在经济上行时期，控制财政赤字和通胀是良好的宏观政策；但在经济下行、通缩阶段，过度保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可能加剧经济下行风险。新的一年里，我们应当通过更大规模的特别国债，依靠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，推动房地产止跌回稳。同时，通过发放数万亿消费券，显著提振居民消费，缓解“海水”领域压力，推动经济更加均衡复苏。